2025 年春天，當川普政府與長春藤名校的對峙逐漸白熱化時，第一個選擇「握手言和」的，是哥倫比亞大學。消息一出，整個高教圈一片譁然——這所位於紐約心臟地帶、號稱最能代表自由精神與多元文化的學府，竟成為第一個向政治權力低頭的長春藤。
根據公開的協議內容，哥大將在三年內支付約 2.21 輝美元給聯邦政府，其中約 2 千多萬作為校內反猶太主義事件的和解金，餘款分期繳入國庫。表面上，這像是一場金錢糾紛的終結；但真正令人不安的，是條款的細節——哥大承諾在招生與聘任上不得考慮種族因素，必須配合政府的「反猶太主義定義」政策，並任命一位專責副教務長監督中東研究的學術單位。同時，學校同意加強抗議活動控管、禁止蒙面、與紐約警局保持密切合作。最具爭議的是，哥大要向聯邦政府分享國際學生的匿名化資料，名義上是「審查留學目的」，實際上卻開啟某些監控校園與國際學者的後門。
我想問的是：為什麼哥大要這麼快妥協？
表面上看，這是一筆現實的算盤。哥大手中握有龐大的研究經費與醫學院資金來源，聯邦補助一旦凍結，幾百個實驗室、幾千名博士生與博士後的薪水就會陷入危機。法院雖然曾多次提醒白宮「不能把研究補助當政治棍子」，但行政權在經費撥付上仍有實際控制力。當聯邦財政部真把撥款按下暫停鍵時，實驗室的電腦與咖啡機的飲料會比理想更快冷卻。哥大某些高層或許認為，早一點妥協、保住研究命脈，是一種「現實主義的選擇」。
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，本該與自由主義的學術精神畫上等號——從最早國王學院的一堆學生，變成革命的先驅和國父們，到之後反戰運動的帶頭、有新聞學院堅持揭露真相的信念、有公共政策學院倡議社會公義的傳統。如今，這些信念被一紙「反猶太主義條款」與「校園秩序協議」所束縛。這不是因為哥大轉彎了，而是因為它被逼著做出「制度性服從」。當政治權力以資金為槓桿，學術和思想自由突然在一些人心中，就成了一種可以被議價的商品。
我並不否認，哥大校園內確實有反猶太與巴勒斯坦議題引起的激烈衝突。更別說我個人真的覺得某些真的挺過分的，更覺得學校必須維持秩序、保障員工和學生的安全是重中之重。但問題在於：這些本該由學校自行處理的治理問題，為何最後成了聯邦政府監督、指導，甚至懲罰的對象？當學校被迫接受外部定義、外部報告制度，並且還要每年送出「氛圍調查」來證明自己夠聽話時，學術自治就不再完整。
我猜哥大之所以先妥協，我認為是因為它「太靠近權力和金錢的中心」。紐約是一個政治、媒體與金融三權匯聚的城市，哥大處在全美最容易被聚光燈照射的舞台。任何抗議、任何爭議，都會被放大十倍。相比布朗或康奈爾這些相對分散的校園，哥大無法躲在山林或學術象牙塔裡。當政治風向一變，它成了最容易被「示範性懲罰」的對象——也因此成了最早被迫簽下「模範協議」的學校。
但在某種意義上，哥大的選擇也揭示了一個殘酷事實：理想無法抵擋現實的凍結。研究經費、師生薪水、校園安保、國際學生簽證——這些實際問題逼得學校不得不屈服於「先求生再談原則」的邏輯。哥大並非甘願妥協，而是被凍結的資金掐住了喉嚨。
只是，當它妥協時，也為整個高教界樹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。其他學校看見了「低頭就能換回錢」的現實，也許會更快放棄抗爭。布朗、康奈爾的「和解」條款一個接一個出台，而哈佛則在法院中孤身對抗。若連哈佛最後也不得不簽下協議，那麼我們將迎來一個新的時代：一個由聯邦資金監管、政治價值也可以審核私立學院的「學術體系」。
哥大的情況，也許是出於無奈。但這可能不僅是一份行政協議的誕生，更是一種時代的象徵——當知識的堡壘開始為了經費妥協，它所失去的不只是說是為了錢而放下尊嚴，在某方面是代表學術自由失去了很重要的一道防線。